发布时间：2025-02-23 16:08来源：金羊网 阅读量：11055
□ 周春健
所谓《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学典籍。但倘进一步追究，“四书”之名又不确切，因为《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不能称为“著作”。其实，四部书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但那时都是各自独立流传的，尚无“四书”之说，《四书》的汇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南宋朱熹在前人基础上将四部书汇集在一起，并加注释，成《四书章句集注》，才正式有了“四书”之名。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著作，是孔子及其少数弟子的言行录，大概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一书，非成于一手，非成于一时，最后的编定者可能是曾子、有子的学生，因为书中凡涉曾子、有子处皆称“子”。《论语》流传到汉代共有三种版本，即所谓“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种版本均已亡佚，目前我们见到的本子是以“鲁论语”为基础，兼采“齐论语”而成的“张侯论”。从著述体式角度讲，《论语》起初并不是“经”，而是作为对“经”进行进一步阐说的“传”。战国及汉初时，地位并不太高。汉文帝时，将《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立于学官，设“传记博士”。汉武帝后，《论语》地位逐渐升高，从“传”升格为“经”，列“七经”之一。唐初“九经”暂时未列，但唐文宗时的“十二经”直至宋代“十三经”皆置，而且其地位随着《四书》的结集而达到极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之作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马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年，朱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称为《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中，朱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朱熹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共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发明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之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之后，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为一个整体，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为《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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